汪达尔人也许是五世纪欧亚大陆西部最幸运的人，他们在本世纪初是几个战队中不那么重要的一个，开始破坏西罗马帝国北部省份的稳定。
在公元406年元旦与阿兰人和苏维斯一起渡过莱茵河后，汪达尔人在高卢度过了三年，在西班牙度过了二十年，直到他们的领袖盖塞里克，于429年将他们迁入罗马富裕的北非省份，439年对迦太基的征服使盖塞里克的追随者站上了一个全新的基础。
到442年，他们成为一个王国的新军事精英，最终组成了罗马非洲教区，西西里岛的部分地区和各种地中海岛屿，当年与西方帝国政权达成的协议导致汪达尔人获得了非洲领事省的土地分配。
这些汪达洛鲁姆“许多汪达尔人”的资源使不太可能的征服者能够获得古代地中海晚期贵族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后代过着上流的生活，直到查士丁尼的军队在533—534年重新征服了非洲。即使在一个政治、军事和社会动荡的时代，也很少有人在命运上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
当然，当我们讨论破坏者时，我们谈论的是男人，除了一个明显的例外，女性不被称为破坏者，在幸存的文本中，这种种族名称仅适用于男性。这个例外出现在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科皮乌斯对凯撒利亚的汪达尔战争中，这对于我们理解后来的汪达尔政治和从君士坦丁堡向统治的过渡至关重要。
普罗科皮乌斯描述了收复失地运动后复活节536年的军事兵变，其中一个近因是否认一些东罗马士兵试图通过与女俘虏结婚来夺取土地，这些囚犯是在汪达尔军队服役的男人的妻子和女儿。普罗科皮乌斯难以置信地将这一主张说成是这些妇女说服她们的新丈夫寻求土地的结果，因此，妇女对“汪达尔人的土地”拥有合法的要求。
然而，历史学家并没有明确地称她们为汪达尔妇女，而是“汪达尔人的女儿和妻子”，在后面的一段话中，他讨论了“剩余的汪达尔人，和他们所有的女人，或者也许是“妻子”，再次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妇女本身都不是汪达尔人，而是成年男性汪达尔人的家属。
我们对汪达尔统治的另一个主要史学描述，维塔的维克多的《非洲省迫害史》，同样拒绝了以明确的种族术语呈现精英女性的多种机会。
作者认为，维克多的历史是对盖塞里克和胡内里克统治的论战性描述，旨在将国王描述为暴君，将汪达尔人描述为异端野蛮人，它记录并回应了两位国王的反复努力，特别是后者在他统治的最后一年在王国内强制执行他们所青睐的Homoian（“Arian”）基督教形式作为正统教义，并建立一个Homoian教会，这导致尼西亚（“天主教”）主教及其教会被归类为异端。
历史以汪达尔人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开始，当时，盖塞里克下令对他的追随者进行统计：为了增加人数并达到 80000 名汪达尔人，盖塞里克和他的特工包括“老人、年轻人、儿童、奴隶和主人”。
失踪的那类人尤其值得注意，因为维克多刚刚写道，以他闻名的夸张修辞，盖塞里克下令“直到那一天，子宫带到光明中的整个人群都要算在内”。
显然，维克多设想了女性在盖塞里克的战队中旅行，然而，在汪达尔人团体形成的这个决定性时刻，女性不被认为是汪达尔人：无论是我们的作者，盖塞里克和他的代理人，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像普罗科皮乌斯一样，维克多特意避免给这些女人贴上这样的标签。
缺乏汪达尔女性的明显解释是，只有男性被认为是汪达尔人，正如安迪·梅里尔斯和理查德·迈尔斯所说，在也许是关于汪达尔种族身份的最复杂的当前描述中，对于我们文本来源的作者来说，汪达尔人身份最有趣的特征，可以说是决定性的特征，绝大多数是男性化的。
“汪达尔人”主要是士兵、行政人员或地主，他们通过男性继承权持有土地，他们代表他们的哈斯丁国王进行战斗和统治，并承担了晚期罗马军事贵族的标志。汪达尔人不是直接意义上的“民族”，而是一个以种族角度设想其凝聚力的战队：一个由罗马土地上的军事活动共同经验塑造的战队。
它们体现了学术上的共识，即“野蛮人”群体的集体身份在他们在罗马土地上度过的几十年中反复被重塑，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种族归属，就像所有集体身份一样，偶然的，主观的和情境的。
作者认为，汪达尔人的身份似乎比大多数人更明显：感激地在非洲获得土地的“汪达尔人”可能包括哈斯丁和西林汪达尔人、阿兰人、苏维斯人、哥特人和西班牙罗马人。这些人在北非社会中形成了新的精英，其地位的基础是为国王服务，这并不是说平民贵族被取代了：传统的罗马和非洲精英的许多成员在后罗马时代的非洲繁荣昌盛，部分原因是为哈斯丁王朝服务。
当代古典诗歌表明，汪达尔人和罗马非洲人都参与了地中海精英生活方式的经典方面，如建造别墅、洗澡和狩猎，但正如梅里尔斯和迈尔斯所说，值得注意的是对精英男性军事实力的新发现的压力。
汪达尔人群体身份经常局限于成年男性，反映了五世纪和六世纪西方关于种族的更广泛的文化观念。发现古代晚期的作者主要讨论在西部省份从事军事活动、定居和建立新王国的“野蛮人”群体的男性成员并不罕见。
朱莉娅·史密斯和盖伊·哈尔索尔强调，这些族裔群体的成员资格主要被认为是成年军人的专利，当代作家很少称女性为哥特人、法兰克人或勃艮第人，同样，法典将妇女和儿童排除在成员资格之外。
正如哈尔索尔所说，“种族，尤其是非罗马人，本质上是男性化的”。汪达尔人在北非贵族中建立的部分结果，就像五世纪和六世纪罗马西部其他省份的平行定居点一样是精英男性气质的军事化，其中精英女性的知名度降低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们不想质疑汪达尔人身份的这种图景，认为它主要是一种军事男子气概，也不想质疑后罗马时代西方对性别和种族的仔细研究。但它只是对失踪的汪达尔妇女问题的部分答案，五世纪和六世纪北非的文本和材料痕迹中，一个更奇怪的方面是，我们很少遇到被称为汪达尔人的特定人，而不是一般的集体。
维塔的维克多的《迫害史》中有几个不知名的人：一个军事指挥官试图强迫他的两个奴隶成为同性恋基督徒，还有两个汪达尔人加入了流亡的尼西亚主教。维克多和普罗科皮乌斯也笼统地将汪达尔人称为一个群体，后者通常是指最后一位汪达尔国王盖利默的军队，《战争史》相应地将少数军事指挥官称为汪达尔人。
否则，当代作家在试图归咎于某种形式的种族差异时，倾向于使用贬义词“野蛮人”，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称呼他们为“哥特人”。其他试图赞扬特定个人的文本没有具体说明他们的种族归属，现代学者经常通过将其名称解释为“日耳曼人”或因其价值，例如：军事实力，而将汪达尔人的身份解读为这些文本。
因此，“汪达尔”女性的缺席是由于被称为汪达尔人的特定人群很少见，事实上，那些被现存文本称为汪达尔人的人完全是哈斯丁王朝的成员。我们应该期待找到的旺达莱是皇室女性，正是他们从未被提及为破坏者，事实上，他们很少被提及，这些失踪的汪达尔妇女呼吁人们关注性别化，不仅是对种族身份的看法，还有后帝国非洲的权力、王朝和治理。
作者认为：这种缺席不仅仅是中世纪早期部分、零碎文本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或者至少是当代缺乏可见性，这并不是说哈斯丁妇女从未被当代作家讨论过或被政权使用过，也不是说她们对宫廷政治或王国治理没有影响。
哈斯丁国王和王子的配偶和女孩的各种幸存参考资料可以看出来，这些皇室女性非常少，而且证据不足。我们知道只有两位王后（仅有两位留名）和数量稍多的孩子和王子配偶。
关于这些妇女的基本信息保存有限，首先反映了她们在哈斯丁王朝作为非洲合法统治者的自我代表中的重要性降低。除此之外，它还表明他们在汪达尔宫廷内获得政治代理的机会受到限制。
作者认为，这种缺乏可见性和能动性可以从结构上理解为王朝特殊的继承安排的结果，这使得盖塞里克最年长的成年男性后裔成为继承人，这些安排使得哈斯丁王子的第一任妻子不太可能活到他即位，国王的母亲更不可能这样做，从而大大减少了她作为王朝传播者的政治资本。
从理论上讲，这些安排也阻止了王室少数民族，这种情况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激活了帝国和皇室妇女的潜在权力，在实践中，它们导致通过成年哈斯丁王子的家庭更广泛地分配权力，以及一系列继承危机，使王朝中有影响力的女性成员被移除。
总而言之，哈斯丁王朝女性的重要性降低，对我们如何看待汪达尔非洲的政府产生了影响。我们确定的汪达尔女王只有两位，而且只有一个有名字，我们甚至不知道在北非汪达尔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迦太基是否有女王。
盖塞里克的伴侣从未被提及，尽管他至少有三个或四个儿子，也许还有一个女儿，他的孩子可能都是在 439 年迦太基被占领之前出生的。当然，最年长的Huneric已经足够大了，可以在420年代末或430年代娶了一位未命名的西哥特公主，这场外交比赛以及匈牙利的资历肯定早于提及它的背景：盖塞里克在442年暴力解除婚姻，以便他的继承人可以与皇室成员订婚。
胡内里克在477年继承盖塞里克时是一个鳏夫，冈塔蒙德、希尔德里克或盖利默没有提到妻子：尽管希尔德里克在他成年后的某个时刻一定有一个配偶，因为普罗科皮乌斯报告说，国王的无名子女和孙子孙女得到了查士丁尼的奖励。
幸存文本讨论的两位王室配偶都是特蒙德的伴侣，执政的汪达尔国王的唯一妻子是意大利东哥特国王狄奥德里克的妹妹阿马拉弗里达。狄奥德里克于500年将阿玛拉弗里达嫁给了色蒙德，作为与其他野蛮国王的一系列婚姻联盟的一部分。
在讨论联盟时，普罗科皮乌斯透露这是特蒙德的第二次婚姻，他以前的妻子不久前就去世了，他们没有孩子。普罗科皮乌斯的外交算计很清楚：阿马拉弗里达带来了一大片西西里岛（两个王国之间的争议领土）和5000名哥特士兵。
我们对阿马拉弗里达在迦太基的经历的了解来自两个情节：外交纠纷和她在丈夫死后被残忍谋杀。在500年代末或510年代初的某个时候，Thrasamund收留了被狄奥德里克击败后流放的西哥特国王Gesalec，并为他提供了返回高卢的经济援助。
这一事件在《卡西奥多罗斯的变奏曲》中有两封信，这是意大利参议员和官员代表东哥特国王写的十二本书的行政信件集，卡西奥多罗斯以狄奥德里克的名义写信，责备瑟蒙德的这一决定，他期望与阿马拉弗里达结婚和他妻子的建议会导致他对他姐夫的敌人采取其他行动。
Thrasamund退缩了，友好关系勉强恢复，拉文纳和迦太基之间涉及她的第二次违约甚至没有得到这个临时决议。在特蒙德死后，希尔德里克即位，阿马拉弗里达逃离迦太基，与“野蛮人”（大概是摩尔人）盟友避难，她在卡普萨（mod）被汪达尔军队军事击败后被俘虏。
希尔德里克囚禁了阿马拉弗里达，并杀死了她的哥特式卫兵，声称她密谋反对他，康拉德·沃辛（Konrad Vössing）令人信服地认为，这一指控与试图避免希尔德里克的提升有关，以支持另一个哈斯丁，也可能是他最终的篡位者盖利默。阿玛拉弗里达死在监狱里，可能是因为希尔德里克下令谋杀她，卡西奥多罗斯再次充当王室喉舌，代表狄奥德里克的继任者阿塔拉里克给希尔德里克写了一封灼热的信。
罗宾·惠兰（Robin Whelan），《汪达尔非洲的基督徒：后帝国西部的正统政治》
